第二版：教学研究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从这些古诗词中可以看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舍生取义的高贵品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伟大斗争中孕育的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这是中华文化最为优秀宝贵的特质，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武器，是推动我国文明进步的强大引擎，也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原因。
舍生取义，为了应尽职责，不惜奉献出所有，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精神无疑是值得歌颂和提倡的。但现代社会，利己主义、功利主义思潮泛滥，有很多人对此嗤之以鼻，对牺牲和奉献冠以一个傻字。以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在责任奉献和一己私利之间，很多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理，不辩不明，好在学史可以明理，那么我们就好好辨析一下奉献牺牲之理。
关于奉献牺牲，人们的认知常有两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是矛盾冲突的。很多人习惯的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放在一个对立面上，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错误的认知，那就是要为国奉献，就必须损害自己的利益，那些为国牺牲的人就是最好的例证。这种观点之所以很有市场，是因为人们在认知利益这件事的时候，通常把生命当成了最重要的利益。但每个人的心中最看中的、最珍贵的东西并不一样。《庄子·秋水》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汝相内。”于是惠子恐，搜于国容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名曰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食（竹实）不食，非醴泉（甘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曰：‘赫！’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赫我耶？
故事讲的是惠施在梁国做国相，庄子前去见他。（惠施就是惠子，诸子百家中名家的创始人，和庄子是非常好的朋友，因此，庄子很多故事都喜欢拿惠施开涮，和郭德纲整天调侃于谦老师是一个道理。）在这个故事中，惠施自然也免不了躺枪，被塑造成了一个小肚鸡肠的形象。有人告诉惠施说：“庄子到梁国来，是想取代你做宰相。惠施听闻，以为饭碗要被抢，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命令手下满城搜捕庄子。结果还没等被捕，庄子却主动上门自首来了。自首的庄子给惠施讲了个小故事。说南方有一种鸟，它的名字叫鹓鶵。鹓鶵是古代传说中的五凤之，是一种神鸟，可以理解成凤凰。鹓鶵每年迁徙，从南海起飞，飞到北海去。一路之上不是梧桐树不栖息，不是竹子的果实不吃，不是甜美的泉水不喝。这不是说神鸟出行排场，像蒋委员长那样难伺候。梧桐、竹子、甘泉在古代都是高洁品行的象征，意思是鹓鶵是一只品德高尚的神鸟。有一天神鸟正在天上飞，地上有只鸱鸟，有人说鸱鸟是雀鹰，有人说是猫头鹰，这里姑且当他是就是雀鹰吧，因为它在故事中的表现比较凶悍。这只雀鹰拾到了一只腐臭的老鼠，准备饱餐一顿。正好鹓鶵从它面前飞过，把雀鹰吓了一跳，以为要抢他的美食，于是仰头冲着天上的鹓鶵大叫，意思是警告鹓鶵：你可别来和我抢死老鼠啊！
故事的结尾，庄子意味深长地对惠施说，你现在吓唬我，是怕我抢你来那梁国国相的位子么？
雀鹰眼中宝贵的死老鼠，神鸟鹓鶵正眼都不会看一下；惠施眼中高高在上的国相之位，在庄子眼中却根本不值一提——让许多人趋之若鹜财富地位，有些人却弃之如敝屣。因此，贪生怕死之人当然很难理解舍生取义的高尚。
对一个人而言，生命难道不是最宝贵的么？必然也不是，古之圣贤早就告诉了我们答案：“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对于许多人而言，世界上有许多东西要远比生命宝贵。比如自由，所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比如当国难来临时，山河破碎，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下，若是视生命为最珍贵者，自然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做一些卖国求荣之事，只为苟活下去。但英雄们不是，若失去自由、失去尊严方能换得生命，他们宁肯去死，以死相争。因为他们明白，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若不为国流血奋战，就只能沦为亡国之奴，而这对他们来说，简直生不如死。英雄甘愿为国牺牲，是因为他们明白，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为国牺牲，非但不能说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是矛盾对立的，反而是家国一体最好的例证。
古代圣贤老子讲得好：“死而不亡者寿”，所谓的不亡，是指精神能永存。苟活百年，终究一死，且轻于鸿毛。舍身取义，名垂青史，方重于泰山。正如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碑上的碑文：“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些英雄，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将永远被世人铭记。
第二个误区：奉献就等于吃亏。其实中国文化对此早有精辟的论述，舍得二字足以概括。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先舍才能得。奉献来源于宽广的胸怀和无穷的眼界。心胸狭隘、目光短浅者，不舍身边之小利，难获明日之大益；胸怀宽广，眼光长远者，甘舍眼前之小利，方得未来之大益。历史就是最好的一面镜子。内战期间，毛主席选择放弃延安，是舍，但有大得，盘活了全局。毛主席在重庆和谈之时，决定以身犯险飞临重庆，是舍。但有大得，此举向全国人民展现了共产党追求和平的诚意，粉碎了蒋想将挑起内战的罪名嫁祸于我党的阴谋。
其实，国民党的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因为小利，放弃了大义。当年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北伐，誓要消灭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消除中华大地军阀割据之局面。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连攻长沙、武汉、南京、上海，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此时，蒋介石也成为了名噪天下的英雄人物，被人们赋予了“一个了不起的军事家”、常胜将军等诸多头衔。彼时的国民党的军队，战斗力何其强悍。可为什么，还是这样的一支部队，还是由那个“了不起的军事家”指挥，到了后来战斗力却逐渐孱弱，特别是在解放战争后期，简直是到了弱不经风，一击即溃的地步呢？原因很简单，得到多助，失道寡助。原来的北伐，民心所向，彼时的国民党也确实是怀着解救苍生的信念，得道多助，因此能连战连捷。但北伐军到达上海后，情势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在上海筹措军费，自然少不了要和富甲一方的江浙财阀打交道。财阀们虽是愿意给钱，但却不是白给。拿了财阀的钱，就得替财阀办事。国民党要是代表财阀的利益， 自然有真金白银的支持，但要是代表那些泥腿子、穷苦百姓的利益，财阀们一个个就捂紧荷包了。在人民利益和真金白银面前，蒋最终选择了后者，背叛了革命。这时的蒋介石，已不再是孙中山先生忠实的追随者，成为了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国民党不肯吃亏，依附财阀金主，处处盘剥百姓、与民争利，最后落得众叛亲离，江山不保的下场；而共产党甘于牺牲，背靠劳苦大众，时时心系苍生，为民请命，终获人民拥护，一统天下。